土壤污染防治须考虑,系统修复【正规十大赌博网站】

土壤污染防治须考虑“系统性”

摸清家底:“毒地”并非普遍现象

土壤污染防治要久久为功,需要有全局观念,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参与,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在责任主体上,应该将“防”的主体落实在公众和用地主体上,“治”落实到修复企业和责任主体上。而无论“防”或“治”,政府都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对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历史欠账兜底。

《中国科学报》 (2017-03-23 第5版 技术经济周刊)

相比宋云的判断,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则表现出相对谨慎的乐观。“土壤污染是一个泛化的概念,”黄锦楼认为,只有超过一定的标准,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潜在危害,那才是污染。“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不是普遍现象,土壤污染不像空气污染一样可以快速扩散,它的迁移速度比较缓慢,可能几十年也扩散不出十公里。虽然土壤污染亟须解决,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还有时间先去搞清楚它,然后再有针对性地一步步解决。”

落实“预防优先”的理念,首先要摸清土壤家底。此前,我国已开展过土壤污染的几类专项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调查,初步把握了基本情况。但调查的精度有限,土壤污染的具体分布及其环境风险、作用机制等尚不完全清楚。因此要建立土壤环境质量预防机制、完善土壤环境监管体系。

系统性就是要把土壤污染与其他污染问题结合起来。正如黄锦楼所言“雾霾的治理和土壤的治理是相关的”,其一,雾霾的治理涉及到部分工厂排放源,工厂的关停意味着污染源的减少,实际上也减少了土壤污染源;其二,关停的工厂厂址成为城市棕地,涉及到工业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的问题。所以,大气污染防治客观上促进了土壤污染问题的遏制。水污染与土壤污染的关系更加“亲密”,水体的污染物很容易实现向土壤的转移,而土壤污染的治理技术也往往包含着污染水体的治理。

当前我们面临的“毒地”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土十条”里的治理要求能否成为我们留住“绿水青山”的“小目标”?

态度要果断,手段要科学。笔者认为,土壤污染的预防要优于治理,当前最急迫的是预防和控制新的污染产生。对于未污染土壤要防患于未然,通过政策调动全民参与预防。同时,对各地土壤污染情况摸底,采取不同的措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逐步减少存量污染,最终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和“脚下的安全”。

“摸家底”除了要摸查土壤的污染状况,还要摸清土壤本身的理化性质,包括流域扩散的途径、污染区域的源头、受体、结果、现状,及其迁移扩散的初步规律。土壤污染治理要联系区域工业布局,确立整体目标,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引进新技术或替代性产业,然后替代性地解决问题。

事实上,综合考虑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时,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与当地的污染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相关性,土壤问题尤其如此。“土壤污染确实不只是环境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包括水、空气也是一样的。”黄锦楼认为,相比其他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集中在局部地区,“一些局部地区问题很严重,主要还是矿区周边、化工厂边,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集中区的周边”,而这些地区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以耕地重金属污染为例,全面修复面临的难点很多,有的成本高,如用客土法等修复一亩要花费上百万元;有的时间长,如植物吸收重金属方法需要上百年时间。事实上,对于污染程度较稍微的,可以调整种植结构,种植不吸附重金属的林木;对于污染特殊严重的,可以实行风险管控,休耕退耕或生态移民等。

系统性要求在土壤污染状况“摸清家底”的过程中进行区域性布局,摸查指标覆盖“污染”和“非污染”两个面向。“摸家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分成多个阶段完成。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局面情况的摸查需以总体框架为依据,因此,首先要有宏观尺度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锁定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进一步摸查,再确定热点区域进行专项调查。

黄锦楼所说的“先搞清楚”的事情其实就是“摸清家底”。这一点上,他与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答记者问时所述的工作部署高度一致,他们均认为,摸清家底,开展土壤污染的详查是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黄锦楼多次对《中国科学报》表达了摸清家底对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还是要在宏观尺度上有所掌握”。当然,摸清家底这项工作本身与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直接相关,黄锦楼表示,“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有产业链,也有需求,可以花更多的钱、更短的时间,调查得更加清楚,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就不一定花这么多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地区特色。”

日前,一则北方某县含镉小麦去向的消息广受关注。当地环保部门回应,一些农地确实受镉污染,但生产的小麦已被政府定向收购、未流入市场。南方某地学校环境事件的调查结果也于日前向社会公布。自然,无论是农用耕地还是城市建设用地,人们对“脚下的环境”的关注度都在提升。

系统性强调把土壤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进行区域性错位适配,保证“两手抓”。土壤治理不能以完全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可能造成污染的产业从规划起就要避开生态敏感区;已经受污染的区域要循序渐进推进治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的举措上,根据相关的经济指标确定该区域的污染治理目标、指标、设备及相应举措。

土壤污染防治涉及到水、空气、固废、化学品的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土壤立法比大气、水等专项污染防治法的出台显得相对“难产”。宋云表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仅要包含工业场地土壤和农田土壤,还要把土壤污染预防和修复整合在一起,还不能直接套用水、空气、固废的经验,立法工作量和难度相当大。

今年5月“土十条”的出台,预示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理念的转变,从一刀切的指标控制到强调风险控制的综合防控。土壤污染防治要在保护土壤的基础上,分类合理利用土地,并不是要不计成本、不讲科学地全部实现土壤污染修复。土壤的环境风险取决于用途,对应不同的精准治理手段。不计用途的全面土壤修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做不到。

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强化水、土壤污染防治,要抓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事实上,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区域联防联治”已经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机制。

3月9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土壤污染”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引起广泛关注。

我国土壤环境的历史欠账远比大气和水体多,土壤污染又是隐秘却危害持久的一种污染。呛人的雾霾、变色的河水意味着大气和水污染的存在,而一般人很难从外表分辨出污染的土地。农用耕地污染通过农作物间接危害人体,而建设用地“毒地”问题则危害人居环境。因此,对待土壤污染事件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很有必要。

系统性还意味着土壤污染防治要综合政府、企业、第三方机构的力量。土壤修复不是产业,是事业,土壤修复本身是不营利的。长期以来,对于商业价值较低的农田,土壤修复的资金问题一直是政府进行污染治理时面对的巨大难题。系统性解决方法为土壤修复提供了PPP模式的可能性,即聘请第三方的治理机构监测企业的污染行为,政府通过收取环境税和排污费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积极引进社会的力量。

从2013年甚嚣尘上的湖南“镉大米”到2016年再次触痛公众神经的常州“毒地”事件,每一次土壤污染公共事件的曝出都似乎在说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现实。

摸清了底数,治理的钱从哪里来?北京大郊亭地块是个成功案例。该地块曾是化工重镇。化工厂搬迁后,修复工作启动。多家企业三年里投入近10亿元,修复面积超过1500亩,此后建起了林立的高楼。其成功之处在于该土地有很大的商业开发价值。这虽是个案,但启示我们,“谁污染谁治理、谁投入谁受益”的污染防治一般原则对土壤污染依然适用。

流域、区域性地考虑环境治理问题多年来虽然不乏学者提出,但专项治理仍然是当前环保工作的主要路径,在环境问题日益错综复杂的今天,片面的专项防治已经捉襟见肘。具体到土壤修复领域,单纯地就“土”论“土”已经很难根治土地“顽疾”,考虑系统性、强调综合治理成为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管齐下”的市场机遇期

预防优于治理,并不是说治理不重要。大面积的土壤修复治理是个世界性难题,其复杂性和投入远大于空气和水。治理越难就越凸显防控的重要性。假如不切断污染源,治理污染就会事倍功半。土壤污染防治难,因其可迁移和稀释能力弱。幸运的是,土壤又与空气、水不一样,人并不直接消费。而健康的土壤本身就是个生态系统,可以降低和分散污染风险。因此单纯的土壤修复是最末端和不得已的防治方式。

“中央其实是提倡按流域、综合地考虑生态问题,比如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就是从流域的角度去看待环境问题。”
这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对环境问题解决思路的评价。

因为事关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土壤污染成为近年来两会的热议话题。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共同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我国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做出了全面战略部署。

“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
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总工程师宋云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土壤污染形势做了基本判断。宋云表示,我国土壤污染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部分地区的重金属污染不容忽视。农田和矿山呈现成片大面积上层土壤重金属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水源、地下水和地表水安全;工业场地大都在城市和城市附近,人口密度大,对人居安全构成威胁;有机物和重金属造成的土壤污染范围大,土壤和地下水复合污染。

随着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科研投入以及土壤修复市场的发育,我国在工业场地和矿山土壤修复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应急处理土壤污染公共事件时所采取的“以土换土”的粗暴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式。“一直到2009年,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的。”黄锦楼告诉《中国科学报》,“到2009年之后,存放污染土壤的坑都填满了,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技术。主流的土壤修复技术无非就是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化学的稍微快些,就是把土挖出来,用氧化或者还原手段把价态从有毒还原成无毒,或者把有机物氧化成小分子的无机物”,“第三阶段开始用生物方法进行绿色修复,更多的是靠微生物,植物也算是生物修复的方法之一”。

在黄锦楼看来,土壤污染只是最终的结果,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后呈现出来的现象。工业是土壤的主要污染源,“其暴露途径就是河流、地表水、地下水”,因此,土壤污染总是伴随着水污染的发生。宋云也表示,土壤污染是被动污染,大多数情况是废气、废水、固废排放和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造成的,土壤污染的影响相对于空气和水污染滞后,隐蔽性较强,一旦污染又会长期影响区域空气和水环境质量。

“我们在专项治理的问题上,不能就‘土’谈‘土’,肯定是要系统地考虑这些问题。”黄锦楼说。

土壤污染步入“系统修复”机遇期

在土壤修复的资金问题上,宋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土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相当多的污染场地位于土地开发升值很高或较高的地段,通过对污染土壤的修复增加土地的价值,修复资金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对于土地利用价值不高或地价预期不高的污染土地,可以进行适度的财政刺激。此外,还可以通过立法向污染企业征收土壤修复税,建立公共土壤修复基金,采取修复保险等金融手段解决土壤修复的资金问题。

土壤污染的原因在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矿山石油开采、冶金、焦化、石油化工、化工、农药和医药化学合成、铅蓄电池等都会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宋云告诉《中国科学报》,冶金和焦化等行业的废气排放以及工业废渣的堆放均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泄漏致使土壤和地下水大范围严重污染;废气和废水是农田重金属的重要输入源。生产活动时间长及环保设施不健全的企业对土壤造成的污染尤其严重,污染土壤的修复费用甚至远超企业利润。

被动污染: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

尽管如此,在新闻发布会上,陈吉宁明确表示,“全国人大已经把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颁布指日可待。”宋云表示,参照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土壤法出台后,将有力刺激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和市场的发展,近五年是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的机遇期,“由于土壤法将明确各方的责任及责任追究,环境监管将更加科学和到位,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十年后土壤修复将成为我国支柱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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